光武中兴（1 / 2）

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耿弁、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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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古代人物图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奸吏杜绝”。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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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