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大暴动（1 / 2）

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十四五，至有灭户者”。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辐负（背着小孩）归之”，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这样“可不劳而定”。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人京师，觇视朝政”，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胥、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1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冁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隽、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刮）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