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党帮助整军(1 / 2)
永济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赵寿山部重归孙蔚如三十一军团。
赵寿山和孙蔚如是孩提之交,中学的时候又义结金兰,后来又一同在杨虎城将军麾下并肩作战,可谓同窗浄友。杨虎城的部队中,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是教导团, 孙蔚如和赵寿山都先后担任过教导团团长,赵寿山是孙蔚如的继任者。杨虎城的部队中,三十八军是绝对的主力,孙蔚如和赵寿山又先后担任过军长,赵寿山还是孙蔚如的继任者。
全面抗战开始,孙蔚如渡过黄河的时候,司令部驻扎在芮城县陌南镇六官村, 赵寿山就提出过异议。赵寿山结合中条山地形认为,司令部选择在六官村风险极大,没有回旋余地,此为败招。
中条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东头大,西头小,形同一个唢呐。而六官村就位于这个唢呐的吹口,南北纵深很短,日军只用半天时间就能够翻越中条山, 从山北走到山南。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日军攻占了永济城和韩阳镇,却无法攻占教导团坚守的辛庄时,就从山北翻越中条山,一下子就冲到了三十一军团司令部所在的六官村。
司令部放在六官村是一招臭棋。
然而,总部设立在唢呐的吹口位置,是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主意,他的意见是为了便于联系,孙蔚如不便反驳。结果,三十一军团司令部差点被日军剿灭。
我怀疑当年蒋鼎文坐在西安,吃着老马家的羊肉泡馍和老孙家的葫芦头,连中条山都没有去过,就纸上谈兵把三十一军团司令部设置在六官村,差点让孙蔚如蹈入死地。
庸将误人,更误国!
永济战役让中日两国的军队都见识到了陕西军的威武和陕西冷娃的凶悍,日军的战报中曾经这样写道:“杨虎城的这支军队作战顽强,不输于日本军队。”
蒋介石和卫立煌也极为看重这支军队,他们派遣这支军队守卫中条山的西段, 也就是从平陆到永济一线,也就是唢呐从吹口到中间的这一段。这一线是中条山纵深最短的地方,而且也是日军西渡黄河进入西安和南渡黄河进入洛阳的战略要地,是中日双方都极为看重,而且势在必争的地方。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来到中条山,都会知道日军要进攻中条山渡过黄河,肯定会选在这条线上,因为日军只消半天就能够越过中条山。而如果选择在中条山的东段,那么不仅山路崎岖难行,重武器无法搬运,耗费时日,而且还会陷入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难以脱身。
所以,从1938年到1941年,日军共对中条山进行了 13次大型进攻,而每次都选在中条山的西段。所以,驻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虽然很多,而与日军作战最激烈的,是防守中条山西段的孙蔚如的陕西军。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陕西军与日军的作战。
《条西武装斗争简史》中这样写道:“在1938年到1940年,驻守中条山的国军有第三、九、十四、十五、十七、二十九、三十八、八十、九十三、九十六、 九十八等军,以及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新二师、八师、独立旅等部队,但是,除了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和武士敏的九十八军等部队外,大多数部队都消极抗日,没有认真进行训练和防范。”
在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东线的中国军队很少有作战的机会,而西线的赵寿山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场大战,而小战更是无日不与。所以,当1941年陕西军被调离后,日军趁机大举进攻,疏于防范和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东线部队一败涂地,防守了三年的中条山终于被日军占领, 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就这样丢失了。
陕西军被调离,缘于被“赤化”。当时有传言,陕西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且各级军官的一半都是共产党员。
为了防止继续“赤化”,陕西军被调走,没想到刚刚调走了陕西军,中条山就丢失了。
陕西军“赤化”,不是空穴来风。当年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军队叫八路军,而孙蔚如的这支陕西军被称为“七路半”距离八路只有半步。
我在采访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
蒋介石给孙蔚如打电话训斥道:“你说赵寿山不是共产党员,孔从洲不是共产党员, 你还给他们担保,现在,赵寿山投了共产党,孔从洲也投了共产党,你的军队中还有多少共产党? ”这是孙蔚如生前告诉儿子孙存京的一段话。
陕西军和共产党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
孙蔚如手下的四大虎将之一孔从洲曾经写过一篇《我随杨虎城将军到皖北》 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到了孙蔚如给共产党员巧妙地通风报信的故事。
孔从洲在17岁就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当年杨虎城兵败,蛰伏陕北,孔从洲参加了杨虎城的陕北培训班的学习,很快就成为了陕西军中的一员大将。
“二虎守长安”后,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誓师北伐,当年陕西军是唱着这样的歌曲离开陕西的:
三秦健儿出潼关,
不灭吴寇誓不还。
北伐胜利再凯旋,
长安古城更壮观。
吴寇,就是吴佩孕,当年军阀混战,杨虎城将军率领的陕西军,向军阀吴佩孚开战。可是,在商丘和砀山一带,陕西军陷入直鲁联军的重重包围,作战失利, 撤到皖北。这时候,孔从洲在炮兵连当连长。
孔从洲在商丘城里遇到了魏野畴,魏野畴是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榆林中学当老师,也是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杨虎城在陕北养精蓄锐的时候,与魏野畴相识,聘为军师。将士们都亲热地称呼他“魏先生”。
当时,商丘城里大水漫漫,身穿长袍布鞋的魏野畴无法走过,炮兵连的小战士余福生就将魏先生架在炮车上,让马拉着走。余福生是个孤儿,“二虎守长安” 的时候,加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魏野畴坐在炮车上,和炮兵战士们谈笑风生,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还随口吟出一首诗歌:
六马拉一炮, 随处都可到。 谁要敢胡闹, 轰他几大炮。
他的风趣幽默带来一路的笑声,让大家忘记了失败的悲伤。
陕西军撤退到皖北后,炮兵连驻扎在太和城的文庙里。魏野畴一有时间,就来到炮兵连,和大家谈笑风生。他布衣长衫,留着胡须,学识渊博,谈锋很健, 满口浓重的陕西方言,给炮兵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教炮兵连里的战士学文化,给他们讲故事。但是,皖北人都吃米饭,而陕北出生的魏野畴喜欢吃饺子和面条,所以,他每次来,战士们都想方设法给他弄到饺子或者面条。
陕西军来到皖北不久,冯玉祥就派一个名叫杨政洲的人过来,劝杨虎城去开封驻扎。这时候,杨虎城名义上归属冯玉祥指挥。杨政洲是前清的举人,他和杨虎城交谈不久,就因为话不投机而离去。又过了几天,冯玉祥再派南汉宸过来, 力图拉杨虎城北上。南汉宸和杨虎城相识多年,私交甚好。可是,南汉裒不但没有拉杨虎城去开封,而且自己也留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南汉宸发现杨虎城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他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一种回到家中的感觉。
南汉宸留下来后,杨虎城就举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由南汉宸任校长,魏野畴是政治处长,而陕西军中的共产党员骨干都做了教师。南汉宸和魏野畴也亲自授课,一时间,干部培训学校成为了共产党的军校。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清党,一时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而这时候, 杨虎城又要去日本,干部培训学校面临危机。临行前,杨虎城将陕西军中的各项工作交给了孙蔚如,并叮咛说:干部培训班的这些人是我们请来的,在不得已的时候,要礼送他们出去,保证他们的安全,留个以后见面的机会。
杨虎城离开后不久,皖北的气氛突然变得非常紧张。一天,孔从洲遇到了同在陕北培训班上课的同学吴岱峰,吴岱峰行色匆匆,他问:“你干什么? ”吴岱峰说: “孙师长让我送一封急信到郑州,要当面交给段象武。”孙师长,就是孙蔚如。
段象武当年是杨虎城军队的高级幕僚,当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转战皖北的时候, 段象武留在郑州负责陕西军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而吴岱峰,名义上是杨虎城陕西军中的军官,实际上是共产党在院北的负责人之一。此时,吴岱峰的身份已经暴露,孙蔚如赶紧将他送到郑州加以保护。
吴岱峰离开了这支陕西军后,来到郑州段象武处,郑州照样形势危急,段象武又送他离开了。后来,吴岱峰成为陕甘红军创始人之一,担任过红二十九军军长。 解放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吴岱峰走后不久,有一天,孙蔚如突然找到孔从洲,让他带一排人,护送干部培训学校的师生离开皖北。孔从洲判断可能出事了。
确实是出事了。当时,魏野畴成立了院北特委,决定发动武装暴动,不料事不周密,被侦知,陕西军中所有共产党员骨干的名单落到了孙蔚如手中,要求逮捕。 孙蔚如将这些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发给路费,让他们赶快上路。孙蔚如本来打算派遣一个排的战士护送他们出境,可是又担心泄密,选来选去,选中了五名可靠的士兵,由孔从洲带着,趁夜离开皖北。
这批党员一共有110人。
孔从洲将他们送到了安徽界首,交给了驻守在界首的西北军将领萧之楚。萧之楚和孙蔚如私交非常好,他将这110名党员又安全地交给了郑州的段象武。
萧之楚,就是著名武侠家萧逸的父亲。萧逸,与金庸齐名。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同志一个也没有受到伤害,1930年,我们还见到了其中的一些人。”
孔从洲以后和毛泽东成为了儿女亲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嫁给了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他们在1959年结婚。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62年,炮兵出身的他担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 毛泽东和他深谈,问他民国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杨虎城都叫西北军,如何划分?孔从洲说,冯玉祥叫面t军是指行军路线而言,他被张作霖打败,从包头跑到五原,到苏联见到斯大林,苏联给了他枪炮,他组织起来,经宁夏入陕西,得到于右任的支持,解了西安之围。而杨虎城叫西北军,是就地域而言, 因为部下大都是陕甘人。
毛泽东又问,靖国军都投降了,杨虎城怎么没有投降?孔从洲说,杨虎城高举靖国军的旗I。只不倒,主要是受党的影响,他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在榆林时就认识魏野畴,他是陕西兴平人。
毛泽东说:“哦,陕西出人才,李自成是陕西人,司马迁是陕西人,魏野畴是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著作呢,他对西北军的影响不小。以后呢?”
孔从洲说,魏野畴以后去了皖北,颍州有次暴动是他领导的,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胜利真是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家就牺牲了好几口!
吴岱峰也写有回忆文章,他在《忆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中详细写到了孙蔚如保护他脱险的经历。
四一二事变后,吴岱峰从西安动身来到郑州,找到段象武。此年冬季,吴岱峰又来到了皖北太和,见到了魏野畴,魏野畴当年在杨虎城部担任政治部主任。 想想看,一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的共产党员还能少吗?
魏野畴让吴岱峰去军官培训学校去学习。
吴岱峰以前就跟随杨虎城,他的才华深受杨虎城器重。吴岱峰直接找到杨虎城,杨虎城让参谋写了一封信,吴岱峰拿着这封推荐信来到了军官培训学校,被任命为第三大队中队长。
不久,有40多名共产党员离开了军事培训学校,吴岱峰所在的大队里还有 30多名。一天,一名党内同志告诉吴?峰说,军委要党员名单。当时军委的负责人就是魏野畴。吴岱峰将剩下的30多名党员名单交给了来人。随后,就听说,魏野畴要这些名单,是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吴岱峰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在军校里积极准备着,随时开赴战场。
过了几天,孙蔚如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了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吴岱峰矢口否认。孙蔚如问:“你当队长不是共产党员? ”吴岱峰说,他只负责上操, 不是共产党员。
过了一天,孙蔚如又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吴岱峰依然说不是。孙蔚如发了脾气,他把一份名单放在了桌子上,让吴岱峰看。吴岱峰依然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孙蔚如转换语气说:“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现在不行,在皖北这个平原站不住脚,南方江西红军是在山地, 你们这些娃娃胡闹!”
吴岱峰还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孙蔚如从抽兜里拿出一封信,声色俱厉地对吴岱峰说:“给郑州办事处送信去,快走!”
吴岱峰匆匆走出了军部大门,看到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上面来人已经开始捉拿共产党。吴岱峰走到无人处,拆开书信,看到上面写着:“吴振东从军多年,念其旧好,发给路费,着回原籍。”他明白出事了。
吴岱峰,名振东,字岱峰。
吴岱峰回到军校,见到司务长,司务长说:“军部叫你快点走。”一名青年参谋拿了一张通行证递给吴岱峰,催促脑快上路。
时天已黄昏,吴岱峰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洋车,出了太和城,一路不敢停歇。第二天到了漯河,然后换乘火车来到郑州。段象武一见到他,就训斥道:“你们这些娃娃干的啥事,你不能在这里待了,快走,你回家去吧。”吴岱峰又拿着段象武开具的护照,离开了郑州。
离开郑州,无处可去,吴岱峰又来到了河南省南部的驻马店,当时驻扎在驻马店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名叫杨实初,以前也在杨虎城的部队当教官,还是共产党员,陕西渭南人。吴岱峰投奔了杨实初。
杨实初说,他离开了皖北太和后,魏野畴就去了阜阳,决定发动暴动,军委书记由一个姓宋的担任。没想到姓宋的叛变了,把全军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孙蔚如。孙蔚如看到自己军中居然有100多名共产党员,立即命令把这些共产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都发了路费和通行证由炮兵连长孔从洲护送出境。
杨实初说,目前,他已经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劝吴岱峰留下来从事农运工作。 吴岱峰与一名小学教师建立联系,他是驻马店党的负责人,安排了吴岱峰的工作。
孙蔚如明白自己的军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总是在竭力保护。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说,父亲孙蔚如曾经告诉他,陕西军中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尽管信仰不同, 但是情同手足,那种出卖朋友兄弟的事情,陕西人干不出来!
靖仁秋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谈孙蔚如先生与共产党的一段联系》。1932 年,靖仁秋在孙蔚如的部队中任中校参谋,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孙蔚如的秘书张退庵悄悄来到他家,一直走进了卧室,拿出一封密电说:“蔚帅让你看看, 让你赶快离开西安。”这封密电是从鄂豫皖剿共剿出了一份共产党文件,文件中有靖仁秋的名字,要孙蔚如立即逮捕靖仁秋,并限制十日内就地处决,还要呈复。
因为有孙蔚如的保护,靖仁秋躲过了追杀。
后来,靖仁秋在宝鸡又见到了孙蔚如,再次加入孙蔚如的军队。
当蒋介石派遣孙蔚如的军队进攻驻扎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时,孙蔚如找到靖仁秋,让他去打通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双方互不侵犯。靖仁秋派遣武志平完成了这一任务。
孙蔚如这边是武志平,而红四方面军那边进行联系的则是徐以新。
1933年5月,武志平从汉中出发,来到了川北,和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傅钟、曾中生建立了联系,其间还见到了张国焘。
武志平的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三十八师的少校参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武志平这次带来了四川的军用地图,这对偏居一隅的红军来说,相当珍贵和重要,
武志平离开川北时,徐以新陪同他来到了三十八军驻守的汉中,见到了孙蔚如。徐以新写道:“总的来看,孙蔚如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向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把胡宗南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
当年6月下旬,徐以新第二次来到了孙蔚如驻守的汉中,这次,双方商定: 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建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物资。
徐以新还与孙蔚如中的地下党员见面开会,他们一致反映,这支部队广大官兵很同情红军,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徐以新写道:“从战略意义上来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会受到腹背攻击,巴山后方减少了后顾之忧,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
当时,孙蔚如担任三十八军军长。
三十八军给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共产党也没有忘记这支倾向于红军的部队。
198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 1984 年第31号文件,文件名为《关于确定原杨虎城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通知》中说: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这份文件对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做了具体的规定,时间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而杨虎城部的另一支军队九十六军,也参照这份文件的规定。
这就等于是,“七路半”的十七路军,终于在晚年享受到了和八路军同等的待遇。
和孙蔚如一样,赵寿山同样和共产党军队渊源很深,他的军队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1938年8月,经历了永济血战的三十一军团伤亡惨重,而补充兵员,也多是从黄河西岸的陕西补充。这一点,和桂军很相似。我在采访桂军老兵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不论部队伤亡有多大,都要从广西补充兵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往往一个连排里,都是同一个村庄的战士,所以打仗的时候众志成城, 作风强悍。陕西军也是这样。
补充的新兵需要培训,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人就给孙蔚如建议,让八路军进入三十一军团当老师,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连战连捷,战术得法, 如果三十一军团能够学到八路军的战法,得到政治思想工作的真传,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大大提高。
孙蔚如欣然同意。
孙蔚如同意的原因是,早在一年前,八路军就帮助赵寿山的十七师整军,让十七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孙蔚如相信,八路军也会把三十一军团锤炼成一支钢铁之师。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赵寿山就带着十七师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河北战场和山西战场与日军艰苦鏖战,他们连续作战数月,兵员大为减少,又得不到补充,最后一战中,因为没有弹药,部队用石头与冲上阵地的日军拼杀。十七师刚刚开赴战场时,是满员的万人,而经过多月激战,仅剩2700人。
即使这样,十七师仍然没有乱,交替掩护向后撤退。在从保定到太原的撤退中,国民党军队22个师都是一败涂地,唯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成建制撤离。1940 年,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何应钦听说了当年山西战场的情景, 就问赵寿山为什么十七师败而不乱,赵寿山回答说:“进攻的时候,我冲在最前面, 撤退的时候,我走在最后面。”何应钦大为感动,对身边人说:“我军所有师长都能这样做,何愁日军不能歼灭!”
山西战场上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十七师补充新兵,战斗力大打折扣,赵寿山秘密派参谋来到太原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十七师留在敌后打游击,壮大力量。于是,赵寿山带着十七师来到了八路军防区的离石县碛口镇进行整训。
当时的十七师装备极差,缺衣少食,八路军战士从自己身上脱下了 500套棉衣, 送给十七师,当地群众带上布鞋、食品慰问十七师官兵,党中央还先后派遣南汉宸、 程子华、续范亭前来看望,让十七师深受感动。
十七师的地下党组织,结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 “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三大禁令是:禁吸大烟、禁止赌博、禁止嫖娼,四大口号是: 自觉纪律、自我教育、经济公开、人事公开。
民国时代,抽大烟是一些部队的必修课,比如黔军,当年对黔军的称呼是双枪将,是说他们上阵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两杆枪,一杆是步枪,另一杆是烟枪。 抽着大烟的部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桂军禁烟,禁出了中国数一数二的钢军, 黔军不禁烟,战斗力就处于全军末流。当时有顺口溜这样说:“黔军滇军两只羊, 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旧军阀的军队里,除了抽大烟,赌博和玩女人也是主要内容。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是依靠高压和棍棒来维系的。孙蔚如东渡黄河的前夕,在陕西省朝邑县的黄河渡口就看到下级军官在用皮带打两个逃兵。孙蔚如厉声制止,让他们拿起枪支,走上了抗日战场。结果,他们英勇杀敌,壮烈殉国。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也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中条山夏县的一个村庄里,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长官用棍棒殴打两个逃兵,把棍棒都打断了,两个逃兵被打死,埋在了村外的土坑里。第二天,杨圣清再经过土坑的时候, 看到两个逃兵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
在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里,惩罚士兵的方式很多,主要有关禁闭、殴打、羞辱, 甚至杀头。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上级为所欲为,下级噤若寒蝉,上级是奴隶主, 下级就是奴隶,上级对下级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下级在上级面前毫无人格可言。十七师提出了“自我教育”,废除打骂制度,就调动了所有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提高了士兵的地位,官兵平等,如果违反纪律,则一视同仁。
“自我教育”,则更是一个突破,让将士们认识到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官兵们有了民族荣誉感和保家卫国的观念,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提高了。
在旧军队里,吃空饷和克扣粮饷是家常便饭,士兵们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当官的在银行存着巨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不公开。在旧军队里,拉帮结派非常严重,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事不公开。十七师要求“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成立了 “士兵经济委员会”,监督伙食粮饱,当日公布,当月结算,超支下月弥补,结余大家平分。而在选拔人事方面,大家评选,论功奖赏。正因为十七师参照八路军的经验,进行了这一系列改革,所以纪律严明,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团结一致, 成为了像八路军那样的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
后来“三大纪律四大口号”又改成了 “不嫖、不吸、不赌”和“不扣饷、不压级、 不扰民、不遭民”,增加了如何和老百姓相处。
十七师隶属于三十八军,三十八军的前身是十七路军。十七路军的创始人杨虎城,出身于农民家庭,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杨虎城做了西安行营主任后, 将家从陕西蒲城搬到了陕西三原。我在三原东里堡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老人说, 当年杨虎城回家中距离很远就下车,步行进村,见到村中所有长辈都笑脸问候, 返回西安的时候,也是步行出村,在距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才上车。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杨虎城将军对老百姓的尊重。
中条山中的百姓则说,十七路军驻守中条山的时候,他们经常利用战斗间歇给老百姓干农活,播种收割,挑水扫院,而且救济抉困,举办识字夜校,兴办学堂,教唱抗战歌曲。那时候,十七路军的防区里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解放后,当地人看到电影中放映的八路军帮助百姓劳动的时候,他们说:“十七路军也是这样。”
中条山中的老百姓,至今还把陕西军叫做十七路军。其实,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后,番号就被取消,先后改为了三十八军、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
那时候,中条山中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穷,尤其是到了三四月份,更是青黄不接。每年这时候,赵寿山让每位士兵从自己的口粮中,每天省下一两粮,周济百姓。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很多老人流着眼泪说:“这样好的军队,打着灯笼都难找。”
还有一些老人,至今还把十七路军当成了八路军。
其实,赵寿山的十七师,很早就与八路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7年1月,赵寿山担任了十七师师长,就派人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要求派干部到十七师协助工作。1938年春,赵寿山在山西前线,秘密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也当面要求毛泽东派干部来十七师改造部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选派了一批得力干将到十七师,帮助赵寿山锤炼这支队伍。 这些人分别是:山西省委潘自力介绍的申敬之,北方局安子文介绍的杨晓初和孔祥祯,北方局南汉宸介绍的崔仲远和庞志杰、杨明轩等,他们都分别在十七师担任要职。
有这样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员在赵寿山身边工作,形成了一个浓厚的联共抗日的氛围,这些人向十七师官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讲解游击战术,有的甚至直接指挥作战,他们是赵寿山可靠得力的军事骨干和高级幕僚,保证了十七师严明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1938年冬季,永济战役结束后,赵寿山接受了这批地下党员的建议,在平陆县圣人涧镇的茅津渡举办了干部培训班。茅津渡是一处黄河渡口,它和黄河的另一处渡口风陵渡同样有名。风陵渡是山西通往陕西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陕西潼关;茅津渡是山西通往河南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河南三门峡。
这时候,赵寿山是三十八军军长,他亲自兼任干部培训班主任,而孔从洲担任副主任,共产党员孔祥祯担任教育主任。
永济战役后,孔从洲的警备第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卜六旅,划归赵寿山指挥。
干部培训班,设有军官班,轮流培训三十八军现任军官,学生队又叫教导队, 培训新干部;军士班轮训班长。另外,还有军需队、军医队、通信队,专门培养各种技术人才。每期两个月。
干训班的课程内容,除了军事知识外,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侵华史》 《国际国内形势》《三大禁令四大口号》等,而教官则包括上面所写到的共产党员。
后来,据统计,在抗战中,赵寿山的干部培训班培养出了 1500名高素质的干部, 其中有共产党员500名,这些人成为了三十八军的中坚力量和军事骨干。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样记述赵寿山:他自从茅津渡训练班开学后,即由军部搬到了茅津渡干训班,几乎所有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课程,他都亲自参加,还对每个学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世和思想状况。对300名教导队的新生,他都能随口叫出姓名,更何况军官班的学生。
当年的《扫荡报》也对赵寿山的生活作风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赵军长提出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他自己首先极为严格地执行着。
他在生活中严格与士兵同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
而那时候,能够位居军长的,都是呢子将军服,饮食也有特殊供应。但是, 贵为军长的赵寿山,和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每逢冲锋,都冲在前面,每逢撤退, 都走在后面,跟着这样的军长干,士兵们能不卖命吗?
《平陆文史资料》中写道:
上中条山后,赵寿山不但要求士兵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要部队关心群众生活,为百姓解决困难。有时候,日军把山口封锁了,他就组织部队去山外购回粮食,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他还让部队帮助群众恢复了因为战火而停办的72所学校,让孩子们能够上学……
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因为赵寿山的部队能够在中条山中,和百姓打成一片,团结一致,才使得日军一次次进攻和扫荡都以失败而告终。
茅津渡培训班中,有一门课程是关于游击战的,而这门功课的老师,则是邀请的八路军。八路军指战员用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如何开展游击战,如何能够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游击战的国家,遍及亚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但是,运用最成功的是中国的八路军。那些国家只是把游击战当成了小的战术在战场上使用,比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阻击队,南斯拉夫丛林中的游击队员,然而,只有中国才把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让敌后战场变成了汪洋大海,让日军陷入广泛的游击战中难以自拔。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人类战争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广泛的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的阵地战相结合,才取得了中国战场的胜利。
《孔从洲回忆录》也详细写到了当年和八路军合作的事情。
十七师自从进入晋东南以后,就在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游击战争,整训部队。那时候,朱德是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
时任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的孔从洲写道:在独立四十六旅常唱的革命歌曲中, 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游击队歌》《黄河谣》等之外,我还让我的秘书共产党员何寓础编写了两首歌曲:《爱老百姓歌》和《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 《爱老百姓歌》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爱百姓,不能去打骂。
他们的东西,丝毫不许拿。
只有那爱惜,没有糟蹋。
要借先交涉,用毕就还,坏了赔偿。
哎,爱百姓就是爱自己。
《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生为中华,死为中华,
拿起革命的武器,
誓与日寇战斗到底。
我们不杀侵略强盗,
就会死在强盗手里。
杀敌!杀敌!
血战永济八昼夜,
杀得敌人心胆寒。
中条山上烽烟飘,
抗日军人逞英豪。
时至今日,我们这些言简意赅而意蕴深远的歌词,还有一种温暖和激昂并存的感觉。
孔从洲写道:“通过以八路军为榜样进行的新式训军,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全旅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很多官兵思想进步,苗壮成长,连队里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军民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还听到一位老人唱《三十八军军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三十八军,三十八军,
我们是铁的三十八军。
我们在雪花山上,
血花染红了我们的刀枪;
我们在乏驴岭上,
日军的尸体塞满了战场。
井陉车站夺火炮,
高平关外截车辆;
磧口整军振旗鼓,
茅津千训威名扬。
这是神圣的战争,光荣的战争,
最后定把日寇彻底埋葬。
老人们说,这首歌曲那时候经常能够听到,士兵们出操、吃饭、行军的时候, 总会唱起,时间长了,小孩子们也学会了唱。后来,三十八军调到了河南,他们有事没事还会在一起唱这首歌。
这首歌,写尽了三十八军的光荣和辉煌,每次唱起来,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这段时间,日军没有大的行动,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都在加紧练兵,严阵以待。谁都知道,这是大战前的寂静。
1938年11月,孙蔚如的三十一军团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所辖部队,除了以前赵寿山的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外,还增加了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总司令为孙蔚如,副司令为李家钰。
李家钰,川军名将,是从班排长一步步升为军长的农家子弟。全面抗战爆发, 川军开赴前线,临出川时,李家钰作诗一首明志:
男儿仗剑出四川,
不灭倭寇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都处是青山。
之后,李家枉率四十七军18000人,草鞋单衣,步枪大刀,步行4000公里, 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与日寇殊死拼杀。当时,因为四十七军与八路军防线交叉, 李家钰也曾邀请刘伯承给四十七军讲述游击战战术,还派遣多人去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
李家链在第四集团军中担任副司令仅有一年左右,便升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面对日军进攻,李家钰主动殿后,掩护友军撤退,不幸牺牲。
二战时期,中国有两个集团军司令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一个是张自忠,一个是李家钰。
这段时期里,陕西军不但和日本鬼子打过仗还和二鬼子打过仗。
二鬼子,就是指不是日本国籍,但是替日本人打仗卖命、充当炮灰的人。
当时的二鬼子,除了朝鲜人,还有蒙古人。
I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进入了日本,把—封美国总统写的书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日本开放口岸,进行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这一事件,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大门,也惊醒了日本千年来的混沌迷梦,很多人意识到,要改变当时日本落后世界很多的境况,必须富国强兵。于是日本人开始努力学习西方,很快就国力强势。
强盛了的日本开始扩张侵略,将被侵略的痛苦转嫁在了别的国家和民族身上。
I875年,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大门,丨876年2月,在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签订了《江华条约》,朝鲜逐步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I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东北三省; 1932年3月1日,日本一手策划了“满洲国”,1933年3月,日本又占领热河省全境, 那时候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辽宁、内蒙古、河北各一部分。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国内的兵力严重不足,就从沦陷区里和占领区里大量征兵,给他们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些人,就被我们称为“二鬼子”。
听一些老人回忆说,二鬼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朝鲜鬼子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坏。
但是,二鬼子的战斗力和日本鬼子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永济战役结束后,袁启亚升为了十七师的上尉连长。
一次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伏击了日军一辆卡车,这次战斗也是采用八路军教给的伏击战,集中优势兵力,一战就奏效,全歼日军。
战士们攀爬上日军的汽车车厢后,突然全都傻眼了,接着就齐声高呼。那一卡车的车厢里,居然装的全是羊肉。
当时大家等候日本汽车经过,等了好几天,风吹雨淋,早就饿得饥肠漉糖, 日本鬼子突然送上来这么多的羊肉,怎么能不欢欣鼓舞!
战士们一人扛着一扇羊肉,来到一个叫做沟口的村子。汽车没有人会开,就把能拆下来的零件全部拆下来,拆不下来的就用两颗手榴弹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沟口村里没有人。因为日军经常骚扰,村子里的百姓都躲在了山里。战士们找到一口大铁锅,倒上水,放进去两扇羊肉,加上火,流着口水等待吃羊肉。
水“咕咕”地冒着气泡,香味开始散发出来,可是没有盐巴,没有调料,怎么办? 有人看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颗花椒树,就连枝带叶地折下几根,丢在铁锅里。
羊肉才有八成熟,大伙就忍耐不住了,捞出来,你一块我一块撕扯着狼吞虎咽。 一锅羊肉不够吃,又煮第二锅,最后,把那颗花椒树折光了。
吃完羊肉,打着饱嗝,战士们扛着剩下的羊肉,兴高采烈地回到介部。很多人说:“还是八路军的办法好,守着鬼子的交通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连羊肉都给送上门来了。”
第二天中午,全营开会,朱营长站在村外草坪边的一块断墙上,给袁启亚这个连训话。营长说:你们连这几天饿着肚子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我很高兴,团长也很高兴。但是,你们在沟口村的时候,折老乡家的花椒树,违反了纪律,就差没有点火烧房了!这些天来,你们天天说学习八路军,学习八路军,学成了这个茄子样?这次将功补过,以后谁再敢违反纪律,该杀头就杀头。
袁启亚带领连队的这次伏击战,彻底改善了全营的生活。团长听说缴获了日军一车羊肉,没有盐巴煮,就派人送来了盐巴。
八路军的纪律很严厉,陕西军跟着八路军学习,纪律也相当严格。至今,在 7戈济县韩阳镇六官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孙蔚如的司令部驻扎在六官村,村民姚之田家那时候是财东家,房子多, 孙蔚如就住在姚之田家,他的卧室对面是机要室和马房。那时候姚之田很小,孙蔚如很喜欢他,就认他做干儿子。给孙蔚如喂马的马夫叫李茂绪,对战马非常喜爱。
有一天下午,李茂绪在村道上遛马,突然迎面跑来了一头公驴,公驴对着母马咆哮起来,不愿离去。李茂绪情急之下,顺手拿起铁锨,想赶走公驴,没想到下手太重,公驴受伤了,当天晚上,血流不止,公驴死了。
孙蔚如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就要按照军法处置李茂绪。那时候,一头毛驴就是一户农家最主要的财产,按律当斩。全村人都向孙蔚如求情,包括毛驴的主人, 然而,孙蔚如还是下了命令。
六官村的人说:“一头毛驴比一个士兵的命还值钱,这是老百姓的部队啊。”
那时候,吃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晋南有一座盐池,东西长四十里,南北宽五六里,在夏县境内,安邑东南, 张店正西。这座盐池日产食盐上万斤,历朝历代都供应华北各省。日军没有占领夏县前,盐池边有两座盐山,积年累月,盐山上的尘土足有一尺厚,旁边的树木有一搂粗;日军占领了同蒲路后,也知道此处盐池对华北各地,尤其是中条山民众的重要性,派遣重兵把守,将树木伐尽,担心会隐藏中国军队。
盐池落入了日本人手中,中国军队和当地民众吃盐成了大问题。这时候,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就命令赵寿山的三十八师,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将盐池抢回。
赵寿山把侦察的任务交给了袁启亚。袁启亚带着便衣队化装成老百姓,混进了村庄里。侦察后得知,先前看守盐池的日军一个中队刚刚调走,驻防盐池的是一群二鬼子,他们偷偷地收钱卖盐,价格奇高。
二鬼子,那是些什么人? 一群死狗烂猫,二流子加狗腿子,他们就是陕西军案板上的鱼,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当天晚上,袁启亚那个营就奉命攻打盐池。一阵乱枪响过,二鬼子们就仓皇逃走,走的时候为了逃跑方便,连枪支都丢了。周围村庄的村民看到中国军队顺利占领了盐池,立即奔走相告,抢运食盐,所有能用上的牲畜都用上了,所有能用上的搬运工具也都用上了,马、骡、驴、牛,大车、小车、推车、背包,通往盐池的道路上,昼夜奔走着兴高采烈而又脚步匆匆的人群。不但村民们搬运,战士们也在搬运,没有工具,就把裤子脱下来,两个裤腿装满了盐,然后一前一后放在肩膀上。
袁启亚担任警戒任务,他看到有人从盐洞里拖出了死尸,全身乌黑,皮肤却没有一点腐烂。村民们解释说,人埋在盐中,就如同腌肉—样,肉体不会腐烂变质。
他还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明嘉靖年号,说明这个盐池早在明代就被开发。
三天后,日军集中重兵,想要占领盐池,他们没有想到二鬼子太不中用了, 一击即溃,连给他们集结的时间也没有留下。盐池丢失后,日军只能翻山越岭, 长途奔袭,就这样耽搁了三天时间。
然而,已经晚了,盐池不但被当地百姓和中国士兵抢运一空,而且劳师远征的日军还中了埋伏,损兵折将,丢下几十具尸体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一位前清秀才看着山谷中来不及运走的日军尸体,文绉绉地吟诵道:“可怜华夏土上骨,尤为瀛妇梦里人。”
此后,日军再不敢打盐池的主意。
时隔不久,袁启亚又与二鬼子打了一仗。
这年4月,麦收在望,袁启亚带着连队保护百姓收割麦子。而日军也在抢夺麦子。去年的这个时候,呼营长就是因为保护老乡收割麦子,而在日军的炮弹下牺牲的。
还是和去年一样,全连以班为单位,分成九个小组,分别保护九处的老乡。
袁启亚本来想着会有一场大战,没想到遇到的又是二鬼子。
那时候,收割庄稼都是在夜晚,因为白天视线好,目标大,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会来轰炸。而到了夜晚,老乡手挥镰刀,脚不沾地地向前收割,战士们埋伏在田埂边事先挖好的战壕里,等着冤家上门报到。战斗,肯定是会有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天快要黎明的时候,雾霭散尽,袁启亚的视线里出现了一群肤色励黑的二鬼子,身材高大,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战士们惊问袁启亚,这是些什么人?袁启亚也不知道,他只能让战士们沉住气。那些身材高大的家伙似乎还没有学会怎么作战,他们端着枪,直挺挺地走过来,丝毫也没有戒备。
二鬼子们走到距离战壕仅有三四十米的时候,袁启亚才喊打,一阵排枪过后, 他们就倒下了一片,手榴弹扔出去,又倒下了一片。二鬼子们突遭袭击连还击都没有,就仓皇逃走,地上丢下了一大堆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