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000壮士跳黄河（2 / 2）

陕西军在中条山与日军交战，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石积堂就报名去山西打鬼子。临出家门前，他告诉妻子说：“你在家等着我，等我赶走了日本人，就回来。”此后，妻子就在家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当时，和石积堂一起去当兵的，还有20多个人，他们要先到与澄城县比邻的蒲城县，周围几个县的新兵都在蒲城县集中，然后一起开往临潼，再从临潼开往山西中条山。蒲城县是渭北高原上最大的县，也是杨虎城将军的家乡。

澄城县城关镇长城头村有一个人叫庞发弟，他是和石积堂一起玩大的，比石积堂小几岁。石积堂他们去蒲城县集中的时候，是庞发弟赶着马车送去的。当时， 这20多名新兵先在县城北部的城隍庙集合组织他们的，是澄城县兵役局的人。

蒲城县距离澄城县有五六十里路程，再加上那时候路面很不好，全是乡间土路，所以，庞发弟要把他们从澄城县送到蒲城县，需要大半天的时间。送到蒲城县的时候，就天黑了。当天晚上，石积堂和庞发弟住在一起，说了大半夜的话。 天亮后，石积堂和几百名新兵排着队向南面的临潼走，庞发弟赶着马车向北面的澄城县走。

临潼县，在西安的旁边，全省的新兵要在这里集合，然后再步行去潼关，东渡黄河，开往中条山。

从澄城到蒲城，再从蒲城到临潼，又从临潼到撞关，然后再到中条山，这一路至少也要走五六百里路。

石积堂在中条山作战期间，曾经给家中写了三封信，收信人写的是“石积堂家中收”，落款处写的是一串数字，都不是第四集团军的编号。战争期间，部队编号是不能随便公布的，免得被日军侦知。信封的背面写着“飞机，阳历2月27 号”。但没有写哪一年，按照时间推算，这封信所写的不是1939年，就是1940年。 信中还有一张照片，五位中国军人，前三个坐着，后两个站着，都着军装，光头，器宇轩昂，英姿勃发。有一封信中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委任石积堂为机枪连连长”，委任状上有师长的姓名和私章。

这张委任状，是石东学1972年在伯父家中看到的，可惜没有记住师长的名字。 第四集团军下辖两个军，而每个军仅有一个师，所以，石积堂如果在三十八军， 师长不是赵寿山就是耿志介；如果在九十六军，师长不是李兴中就是陈硕儒。当年， 赵寿山和李兴中都当过军长兼师长。1978年，伯父去世了，儿媳打扫房子时，把这张委任状和很多旧物烧掉了。目前，石东学手中仅有的能够证明叔父石积堂当年身份的，仅有这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石积堂在中条山作战时，石东学的姐姐，也就是石积堂的侄女曾经做了一双布鞋，给他邮寄过。当年抗战时，中国军人的鞋子还需要家人提供，可见当年战争有多艰苦。我曾经听过好多老兵说，他们行军时，只要坐下来休息，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编织草鞋，用能够随手找到的破布和稻草。编草鞋是南方士兵的专长，可是因为没有布鞋穿，很多北方士兵也学会了编织草鞋。而同时期的日军呢？ 他们脚上穿的都是皮鞋，不是牛皮鞋，就是猪皮鞋。

家中那时候仅收到叔父石积堂的三封书信，就再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他是活着，还是战死了，家里人都不知道。

石积堂的妻子一直在家中等着丈夫回来，抗战胜利了，丈夫没有回来；解放战争开始了，丈夫没有回来；解放战争结束了，丈夫没有回来；抗美援朝开始了，

丈夫没有回来，抗美援朝结束了，丈夫依然没有回来……

妻子等待了十多年，一直等得鬓角有了白发，等得额头爬满皱纹，还是没有等到丈夫的消息。

如果有人看到了我这段文字，知道石积堂的下落，也请和我联系。

牺牲在中条山的老兵，这70年来，他们的家人一直在寻找。而流落在中条山中的老兵，也一直在寻找家人。

张恒还寻找到一名参加过六六血战的老战士的故事，这名老战士叫曹根成。

曹根成出生在陕西省商南县，在三十八军孔从洲的独立四十六旅当兵。当兵不久，有一次去夜袭日军，孔从洲在很多口棺材前做动员报告，他问战士们：“你们当兵要打日本，害怕不害怕死？ ”大家都不敢说话，曹根成走上前去，他指着一口大红棺材说：“打日本我不怕，死了这口棺材就是我的。”孔从洲赞赏地说：“好样的。”将曹根成编入了敢死队。

后来，每逢战事不利，敢死队就轮着大刀冲上去，扭转战局。曹根成就在这支敢死队中，他多次受到孔从洲夸奖。

李红伟曾经担任过村庄的支部书记，他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曹根成说过的战争场景，“他和多个日本人拼刺刀，日本人把他的肚子戳了一个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子里，再用腰带堵住伤口继续和日本人拼刺刀”。

六六血战后，曹根成身负重伤，无法突围，他只能在部队驻地的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寒窑村藏起来，躲过了日军的搜查和追杀。

伤好后，为了生活，曹根成做了上门女婿。后来，陕西军被调到了黄河以南， 曹根成找不到部队，就参加了平陆县吴仲六的抗日游击队。吴仲六是共产党员， 曾和三十八军一起打鬼子。因为曹根成作战勇敢，经验丰富，受到了吴仲六的重用。 1943年，曹根成曾经私自带着一支部队下山，伏击了几十个日军，缴获了大量枪弹和被服、粮食。尽管取胜了，但是他仍然受到批评。1941年，游击队并入了太岳军区的八路军部队后，曹根成做地下党交通站的情报工作。1948年，他回乡务农。

村民薛晋增说，曹根成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人特别忠厚老实，因为战争中受过伤，所以身体不好。薛晋增见过曹根成脊椎骨下一处伤疤，是被日军的炮弹弹片击中的，一到天阴下雨，就疼得受不了。有人建议说，按照国家政策，他可以有工作和待遇。可是他不识字，不知道怎么找，也没有去找，所以，他晚年就靠着一亩薄地和捡破烂生活，生活很苦。

曹根成结婚后，生过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几岁的时候因为破伤风死了， 后来没有再生。曹根成是军人脾气，很倔，离婚了。一直到晚年，他都是一个人生活，住在土改的时候分给他的破窑洞里，十几年前就死在这眼破窑洞里。

曹根成去世前的十几年里，一直让薛晋增给他的老家陕西商南县写信。薛晋增现在还记得地址是：陕西省商南县王家店夜黄沟，曹三成收。曹三成是他的三哥，他家弟兄四个，曹根成是最小的。每到逢年过节，孤身一人的曹根成就拿来邮票和信封，让薛晋增给他写信，信中的内容都是对家中的思念，对父母的问候。 可是，十多年来，这些信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一封回信。没有回信他依然在写， 盼望着家人能够收到他的来信，他能够收到家人的回信。

现在，曹根成老家的地址是：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汪家店夜黄沟。

曹根成非常思念家乡，非常思念家人，可是他没有钱回家，也因为不识字， 不知道路怎么走。后来，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更差了，他更没有能力回家。

薛晋增说，上世纪80年代初，商南老家的人突然跑到平陆，找到曹根成，来的是曹根成的侄子和侄媳。直到这时候，村里人才知道曹根成的老家陕西商南也很穷，这次来平陆，侄儿还是向别人借的路费。曹根成的三嫂是逃荒要饭，来到了商南，被曹根成的三哥用一捆芝麻叶子换来的，后来生下了侄儿。侄儿来的时候， 曹根成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侄儿侄媳在平陆住了一段时间，曹根成家实在穷得没东西吃，侄儿侄媳就又回去了。.曹根成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孤苦凄凉中。

曹根成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够埋在父母的坟边。生前为了国家出外打仗，无法照顾父母《死后能够埋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1994年3月25日，曹根成去世了，死后埋在中条山中，他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他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陕西省商南县。

其实，山西平陆距离陕西商南并不远，车票不足100元。可是，就是这100元， 三十八军敢死队员曹根成也拿不出来，他只能带着一生的遗憾，含恨去世。

六六血战前，陕西军有一个营在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附近与日军打过一仗， 牺牲28人。战士们和村民们将这些战士掩埋后，树立了一块碑。后来，六六血战的时候，这个营开往了西郑村东面的杜马村，与日军交战，形势不利，向南撤退。最后，日军将他们围在了沙口村，他们中有的牺牲了，有的跳河了。村民们说， 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玉亭，这块碑叫后死碑。

我在《原十七路军序列沿革》中查找到，这个营的番号是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师长是陈硕儒，团长是孙洁生，营长是张玉亭。

柴作宾是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人，当年张玉亭带着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来到村庄的时候，他20岁。

当时，柴作宾家住着一个班，班长姓李，有二十多岁。李班长很快就和柴作宾成为了朋友，两人无话不谈，李班长向柴作宾讲起了陕西的风土人情，陕西的粮食作物，他说他以前是学生，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当兵来到山西。李班长经常向柴作宾讲起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次问他：“打日本需要全国人民一起打，你打不打日本？ ”柴作宾说：“我打，你发给我枪我就打。”李班长笑着说：“我知道你爸你妈舍不得你。”

这一班战士住在柴作宾家，和他家共用一个灶膛和铁锅。他们每人有一个搪瓷缸子，吃饭的时候，他们蹲在地上，端着搪瓷缸子吃。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 早晨九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他们做完饭后，柴作宾家才开始做。

战士们做饭的时候，从来不用柴作宾家的柴禾，他们做饭用的柴禾都是自己去村外捡拾。下雨天，柴禾潮湿，他们就把湿柴禾放在做完后的灶膛里烘干，就是这样也不拿柴作宾家的一根柴禾。有时候，他们没面吃了，就用钱向村子里买， 从来不会少给钱。自从家中住进了战士后，家里的所有活都被他们承包了，担水劈柴，打扫院子， 包括地里的庄稼活，却不要他们一分钱。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每户人家的活都让这些战士干了，村民们过意不去，夜晚就熬点稀饭让他们喝。那时候的人都很穷，也没有更好的东西。

每天黄昏时节，这些战士让柴作宾的父亲坐在院子中间的圈椅上，他们在圈椅前蹲成半圆，陪着父亲说话。有一次，李班长对父亲说：“你们山西平陆这地方不美，等把日本赶出去，打完仗了，你们家就搬到我们陕西，到我们村子住下， 先住到我家，我们那里地势平，吃的粮食也好。不过我们那里没有你们这里这么多的‘料浆石’，这种东西在陕西要用钱买。”不美是陕西方言，就是不好的意思。 料浆石，是一种石头，可以当建筑材料。

这一班战士和柴作宾家相处一直很融洽。其实，全营战士都和全村人相处和谐。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每个人臂膊上戴着徽章，上面写着一七七师，衣服胸口上还有胸章。战士们经常在村口练兵，走步，瞄准，劈杀，格斗，还唱歌曲，柴作宾至今还能记得他们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营还有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经常放在村子里的戏台上，让村民听。 全村人都跑过来看，跑过来听，他们很好奇，这个四四方方的匣子里怎么会有人说话，还有人唱歌，而且还说的是陕西话。每天，这架收音机旁都围着七八十个人在听。

解放后，柴作宾看到电影上演的八路军和百姓亲如一家，他给村子的人说： “我们村子里住的，肯定就是八路军。”而且直到现在，柴作宾都认为住在他家的李班长，肯定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人实在太好了。

西郑村的人都能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一名连副和村子里一名老人发生了口仗，还互相推推搡搡。张玉亭营长听说了这件事，就罚这名连副在村口站岗， 狠狠地批评他，说到气愤处，就顺手捡起一根细木条，抽打了连副几下。连副站完岗后，张营长又让他去那名老人家里，登门道歉。老人很受感动，连声说这样的军队，世上少有。

村民们都说，张玉亭营长个子很高，他带着两个卫兵，两个卫兵的个子也很高， 他们腰间别着20响盒子枪，看起来威风凛凛，其实是菩萨心肠，对老百姓非常好。

突然有一天，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是从芮城县两座山的峪口过来的，这条路能够行走汽车和坦克，这个地方就叫做二十里岭。按照时间推算，这应该是六六血战的前哨战。

柴作宾记得很清楚，那天，家里驻扎的那一班战士正在吃饭，村中吹起了集合号，这一班战士放下还没有吃完的饭碗，就背着枪跑出去了。后来，他们再没有回到家中。

一营人马集合好以后，张玉亭带着他们跑向村西。这个营有两门炮，村民套好牲口，把这两门炮向高地上拉。可是山路狭窄陡峭，异常难行，战士们就在后面推，大家喊着号子，终于把大炮推上了高地。高地上有一座土地庙，两门大炮就布置在土地庙边。

那次作战，柴作宾亲眼目睹了，他跟在战士们身后，跑进了一个壕沟里藏身。 战斗开始的时候，子弹落在他的身边，噗噗作响，他非常好奇，一直想抬起头来， 一直被战士按住了头顶。他从枪声中判断出那天来了很多日本人。

战斗结束后，这一营人牺牲了 28人，战士们用绳子捆着他们的上半身，再用绳子捆着他们的脚腕，抬到了村口的关帝庙外。北方农村人都很迷信，不让死在外面的人进村子，说这样会给村庄带来霉运，张玉亭营长也知道这个风俗，他就把28名牺牲的战士放在了村外。

村庄有很多人来看望牺牲的战士，柴作宾的父亲也来了，他家住的那一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他们当时布置在阵地的最前沿。柴作宾的父亲一看到这些战士， 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说：“刚才吃饭的时节都好好的，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战事紧急，张玉亭营长把这28名战士暂时埋在了关帝庙外的土坑里，埋得很浅，还在掩埋每个人的地方插块木板，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张玉亭营长还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掩埋的地点，目的在于以后搬运尸体再次掩埋的时候，能够辨认。

做完这一切后，张玉亭就带着一营人离开了西郑村。

张玉亭离开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经常有野狗在村庄外出没，但是都没有刨挖关帝庙外的这块土地，村民们感到很惊异，纷纷传说：连野狗都知道那块地下埋的是烈士。

一个月后，张玉亭带着队伍回到了西郑村，他买了一些杨木板和杂木板，找来木匠订做了 28 口棺材，将牺牲了的28位战友重新起土刨出，装在了棺材里。

张玉亭还找来一个姓张的石匠，让张石匠给这些战友刻一块碑。张石匠说， 他知道北面的深沟里有一块大石头，可以刻碑子。然后，就和战士们从深沟里抬上了那块石头，放在了关帝庙里。到了夜晚，张玉亭叫来柴作宾，让他帮忙照看这块石头，别被不知道的人毁坏了。

第二天，张玉亭派人把那块石头抬到了豆腐坊，请全村人吃了一顿豆腐。那时候的农村很穷，能够吃上豆腐对于农民来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那天大家吃着豆腐，却很痛苦。在北方农村，结婚的时候，亲人们吃肉片； 丧葬的时候，亲人们吃豆腐。张玉亭营长请全村人吃豆腐，等于是给这28名战士举行葬礼，他把那28名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把全村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很多人吃着豆腐，眼泪就落了下来。

张石匠把那块石头开成了石碑的形状，然后在正面刻上了 28人的姓名、籍贯等内容，在石碑北面刻上了碑文。

安葬的时候，张玉亭给每口棺材里放了一块砖，上面用刺刀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村里人都说，张营长很细心，这是为了以后陕西的家人搬运尸骨的时候，易于辨认。

除了这28人外，战士们还从附近的山上抬下了三具尸骨，是一七七师一〇六〇团的战士，他们遭受日军的炮击身亡，因为这三名战士的姓名没人知道，石碑上就没有刻。

墓坑挖好了，31 口棺材徐徐放下去，张营长带着全营战士，肃立在墓坑旁， 举起枪支，一齐鸣响，以示哀悼。当时，全村人都哭了。

安葬了战友后，全营官兵就开出了村庄。在村口，柴作宾找到张营长，让发给他一杆枪，他跟着队伍去打鬼子。张营长说：“我下次回来，就把你带上。”

张玉亭带着这一营战士奔赴沙口战场，与日军激战，后来，全营几乎伤亡殆尽。 柴作宾一直等着张营长他们回来，可是一直也没有等到。

掩埋31名战士的第二年，这座坟堆上就长了一棵柏树，刚好就在坟堆的正中间，村里人都说，这是烈士们的灵魂。

村民们年年清明节，就会来到这座坟堆前，给战士们烧纸钱（每年十冬腊月， 给战士们送寒衣，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墓碑没有人敢管，倒在了沟沿上，但是没有人砸毁，人人都知道这块碑石是给牺牲的战士们树立的。“文革”结束后，墓碑被重新竖起来，也重新恢复了烧纸钱的习俗。

这31名战士中，墓碑上刻写了28名。这28人中，有24名是陕西人，其余四名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甘肃人。

但是，掩埋在西郑村的这些战士，他们有家人吗？他们的家人是否一直在寻找他们？知道他们掩埋在这里吗？西郑村的人都不了解。

时间进入了 2005年，有一天，平陆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富平宁走访中条山各个战场旧址，来到了西郑村，看到了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抗战工事，而在工事的旁边，有一个抗日殉国烈士纪念碑。石碑上一些文字湮没不清，但是能够看到石碑的顶端刻着“后死碑”三个大字，“后死碑”三个字让富平宁怦然心惊，这是何等样的冲天豪气啊。

碑文，富平宁看到上面刻着28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他走访西郑村民， 了解到了 66年前的那场战斗，和当初掩埋烈士的情景，心中深有感触。可是，这 66年来，从来就没有一个陕西人来到西郑村祭奠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有后代吗？有亲人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亲人的事迹吗？知道他们牺牲后掩埋在这里吗？

2009年，张恒来到中条山挖掘十七路军抗战史料，见到了富平宁，立即决定秦晋联合，共同寻找“后死碑”上这些烈士的后代。

然而，70年过去了，要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和后代，实在太难了。民国时候的户籍实行保甲制，地址是几保几甲，而解放后户籍实行公社大队制，地址是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又加上“文革”期间喜欢一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名字，所以，这 70年来，地名早就几经变易，如何才能查找到呢？

张恒和富平宁踏上了艰辛的寻亲之旅。

寻找每一个烈士亲人的下落，都是一段曲折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后死碑”上刻着这样一个名字：一等兵汪家强年19岁陕西柞水凤翔河村二保。

2009年5月11日，张恒和富平宁来到了陕西秦岭深处的柞水县，从《柞水县志》 中查找到“柞水凤翔河村二保”，是今天的柞水县丰北河乡北河村三组。他们驱车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找到了村中67岁的汪祥才。汪祥才说，听说过他有一个叔叔叫汪家强，汪家强弟兄三人，老大叫汪家强，老二叫汪家胜，老三叫汪家和。 而他的父亲叫汪家印，和汪家强是叔伯弟兄。父亲汪家印已经去世了，但是生前曾经给他说过，大叔汪家强当兵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一家人很想他，但没法去找。

汪家强家亲弟兄三人，目前只有老三汪家和一个人在世，但是，他几年前已经搬到了泾阳县居住。

张恒和富平宁立即开车200多公里，来到了泾阳县云阳镇张群村四组，敲来了汪家和的房门。当时汪家和正在吃馒头，一听到张恒他们的来意，连馒头也不吃了，就招呼他们进屋坐。

汪家和已经79岁了，但是他能够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往事，他的大哥汪家强是 1938年被抓走当了壮丁。而现在，70年过去了，终于得到了大哥的音信。

汪家和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很穷。父亲离世很早，母亲和三子一女相依为命。有一家，一场大火又烧毁了家中的房屋，这一家人的生活更没有着落。 无奈之下，母亲让老大汪家强和老二汪家胜给财东家放牛，管吃饭，年底还能给点工钱。让老三汪家和与姐姐去讨饭。

1938年，惨烈的战争波及到了这座偏远的小乡村，由于前线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各地就开始抓壮丁。有一天，老大汪家强刚刚回到家中，突然听到了剧烈的敲门声，情急之下，汪家强躲进了柜子里。保长带着人走进房间后，就四处搜寻，在柜子里找到了汪家强，用绳子捆走了。

母亲在家中安慰好受惊的孩子后，就去寻找大儿子汪家强。可是，汪家强已经连夜被送走了，送往山西前线。

此后，母亲就开始等待儿子回来，她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总是念叨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在哪里，而儿子离开后，连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母亲就开始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儿子能够平安回家。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还在念叨着大儿子汪家强，不知道他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也即是母亲去世不久，小山村里突然来了几个湖北人。他们自称是汪家强的儿子，当年汪家强从部队上回来后，落户在湖北，开了一家茶楼， 他们此次来到秦岭山中，是寻亲的。这伙人好吃好喝之后，还拿了汪家和100多元钱。当汪家和要跟着他们去湖北寻找哥哥时，他们拒绝了。

汪家和虽然隐隐约约感到这是一个骗局，但还是幻想这是真的。

而现在，见到了张恒和富平宁后，汪家和才知道了哥哥的下落，他流着眼泪说： 大哥是一个抗日英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后死碑上有一名战士叫孙志成，碑文中记载他家在陕西安康一x中保，中间有一个字无法辨认。后来终于查找到，孙志成的家在安康市大同镇新丰村，孙志成当年被抓壮丁的时候，刚刚结婚，此后，丈夫走上中条山战场，夫妻两个就阴阳两隔。八年后，妻子遵循乡中习俗，和丈夫的哥哥结了婚。1965年，第二个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守寡。而相隔70年后，她才终于知道了当年第一个丈夫牺牲在了中条山战场。

六六血战中，有多少人战死了，有多少人跳黄河了，有多少人失踪了，永远都是一个谜。

同样是二战，美国能够把每次战役的阵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字，而我们这里还模糊在千位数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六六血战后不久，李家钰的四十七军脱离第四集团军编制，升格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与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并列。第三十六集团军开赴太行山南麓作战。

第四集团军的人员减少了，但是防区没有变。

这时候，守卫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接到了蒋介石关于鼓励伪军反正参加抗战的规定：凡伪军反正参加抗战者，一军仍编为一军，一师仍编为一师，颁发正式番号和经费。这个决定对于伪军的吸引力应该是很大的，与其给日本人当狗，不如挺起胸膛做人，职位不变，还有钱发。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不会再骂了。我曾经采访过很多与伪军打过仗的抗战老兵，他们说，伪军前身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杂牌军，因为待遇不好，受到歧视，没有粮饱，才去当伪军苟安。伪军的战斗力很差，根本就不愿意打仗，所以，日军将伪军放在敌后战场维持治安，不敢放在正面战场作战，因为弄不好伪军会临阵倒戈。

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陈子坚在《第四集团军抗战纪实》中这样记载：孙蔚如对我说：“咱们的军队蒋介石只会借机裁减番号，决不会增加番号，这个规定倒是咱们增加番号和经费的办法。”

孙蔚如让陈子坚从直属部队中，挑选了 40多名有文化的、勇敢机智的士兵， 开办了瓦解伪军训练班，教授如何搜集伪军情报，如何瓦解伪军。这个训练班开办了三周后，学员们就分别被派到晋南各地去工作。

这些学员，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说客。

说客的工作，很快就收到成效。当时的晋南皇协军司令戚文平同意投诚，孙蔚如也向蒋介石申请了新编第三十五师的番号，任命戚文平为师长。晋南皇协军司令，听起来牌子很大，其实也就只有几千人马，一个师的人数。

反正的那天，日军知晓了消息，就派兵拦截。戚文平没有过来，只有副司令白云飞带着2000人来到了中条山，因为人数不足，就将这些反正的伪军与独立。

四十六旅合并为新编三十五师，孔从洲任师长，仍属三十八军编制。

李家钰率四十七军离开后，尽管又加入了 2000个反正的伪军。但是六六血战后九十六军和三十八军都伤亡惨重，兵力明显严重不足，而防线又过长，孙蔚如便将此前的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张茅大道以西，纵深太浅，难以回旋，在武器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难以有胜算，所以，只将独立四十七旅放置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支千人游击大队，这个大队全是由本地人组成，熟悉地理环境，善于机动作战，队长名叫杨振邦，也归属第四集团军作战。孙蔚如为了发挥他们的特长，也将这支大队放在了张茅大道以西。

而张茅大道以东，层密叠嶂，峰险沟深，利于迂回穿插而不利于携带重武器作战。所以，孙蔚如将三十八军全部和九十六军主力放在了此处，构筑工事，坚壁高垒，等待日军来犯。

1940年4月中旬，驻扎在山西运城的牛岛师团又来犯，第四集团军驻扎在中条山的这两年，主要对手就是牛岛师团，双方多次激战，牛岛师团始终无法占到便宜，无法渡过黄河.

这次，牛岛师团尚未来犯，孙蔚如已经知道了消息，他和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和赵寿山、李兴中等将领磋商后，决定诱敌深入，牵着日军的鼻子， 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予以歼灭。

第四集团军开始紧密部署，准备痛击来敌，全军上下，士气高涨，决心回报六六战役的血海深仇。日军龟缩在运城里，缺乏重武器的第四集团军，想打他很难， 而现在日军出来了，刚好狠狠地揍他，这样的机会怎么能放过？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桥突然从河南洛阳打来电话，要孙蔚如接听，孙蔚如担心上峰干扰自己的歼敌计划，因为此前已有过类似先例，永济保卫战的时候，教导团在韩阳镇阻击日军，让日军寸步难行。之后，日军包抄教导团，孙蔚如让教导团赶快撤入东面山中，然而上峰瞎指挥，不让撤退，结果让教导团付出了惨重代价。现在，上峰又来了电话，孙蔚如就摆手让话务员说自己不在。 郭寄桥无奈，又打电话给前线阵地的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捧着电话，斩钉截铁地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若失，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桥问：“3卩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赵寿山说：“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郭寄桥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挂断电话。

赵寿山将郭寄桥的电话内容报告孙蔚如，孙蔚如说：“望原要是丢失了，第一个扔进黄河的，不是你的人头，而是我的人头。”

孙蔚如将第四集团军最精悍的装备最好的教导团布置在望原坚守，他对团长李振西说：“望原要是丢了，你就拿着长竿到黄河里打捞两颗人头，一颗是我的， 一颗是军长赵寿山的。”

李振西“啪”地立正，神情严肃地说：“要真是那样，我的人头也在黄河里。” 这一仗，从司令到团长，第四集团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张玉亭在六六血战后，因为作战勇敢，屡建奇功，由营长升为了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团长。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领全团坚守平陆计固王村，这是张茅大道通往望原的必经之路。

张玉亭团坚守的阵地有三公里，而日军在这里投放的兵力有两个联队竹田联队和松井联队。按照中日军队的编制对照，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一个师， 那么就是说，张玉亭团所对峙的日军，是两个师的兵力。

4月14日，与日军最先接战的是一〇五七团二营。二营在遭受了日军飞机轰炸后，又与蜂拥而上的日军短兵相接。从午后激战至黄昏，张玉亭命令二营以班组为单位阻击敌人，主力向后撤退。

第二天，战况更加激烈，日军为了攻取计固王村，竟然一次性出动了 12架飞机， 还有20门大炮，对着计固王村狂轰滥炸。全团战士依托着两面山崖，阻击日军。 因为日军要从这里通过，必须走沟底的道路。

很多年后，张玉亭还感觉到“那天的战斗令人心寒胆惊，敌人的口令，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口令，敌人肯定也能听到”。那天，战士们还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日军飞机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地碰在了山峁上，激溅起冲天的大火， 日军的攻击才停止了。

第三天，仍旧是旷日持久的血战。一〇五七团尽管伤亡惨重，然而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居然无法越过小小的计固王村。

4月17日，也就是激战的第四天，五二九旅旅长孙杰生带着一〇五八团大部赶来了，旅长在计固王村的团指挥部对张玉亭说：“师部、军部和医院、伤员、 辎重均已安全向东转移，你团已完成战斗任务，这几天打得很好，为了免受损失起见，应立即向后转移，如敌人援兵到来，定有一场恶仗，且有不堪设想的危险。”

张玉亭汇报了这几天的战斗情况后，提议说：“我团阵地还坚固，士气旺盛， 战斗力足可应敌，而敌人遭这几天的沉重打击，士气低沉，敌如无援军增加，就现时状况来说，敌人是无所作为的，况且白天移动，目标暴露，损失在所难免， 你和旅部可暂留计固王村，该村有我第二营在那里守备，我现时还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请旅长不要担心。如你离开计固王村时，不要带走我二营部队，仍令该营守备原地，你在走时一定要通知我，等到黄昏时，我以情况相机转移。”

这是当时张玉亭的原话。

苦战三天，让撤出阵地，还要再战，足见张玉亭当年的壮志豪情，有这样的团长，怎么能带不出一支钢铁团队？张玉亭，就是上面“后死碑”写到的那个含泪掩埋了 28位战士的三营营长。

下午，日军援兵果然到来，向计固王村阵地倾力一击。

布置在计固王村阵地最前面的是三营，与日军激战三个小时，日军无法跨前一步。

入夜，月色朦脆，日军组织敢死队，向三营八连坚守的磨盘山摸近，采用搭人梯和各种攀登工具，悄悄摸上了磨盘山。哨兵看到后，紧急鸣枪示警，刚刚躺下的战士们，持枪冲出，与敌展开白刃战。三营营长李少棠听到磨盘山传来喊杀声，立即带领援兵冲过来，力口入了巷战。一时间，枪声、喊声、呻吟声、咒骂声、 刺刀捅入身体的声音、刀片砍裂骨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黑暗中，鲜血在飞溅， 汗珠在飞溅。李少棠的头部被日军刺刀捅伤，顾不上包扎，仍旧大呼酣斗，指挥杀敌。最后，爬上了磨盘山的日军大部被砍杀，少数几个连滚带爬跌落到了悬崖下面。

与此同时，一营坚守的阵地也遭到日军偷袭，战况同样极为激烈。

午夜过后，虽然张玉亭还想再战，但因为考虑到上级命令，不能与日军再战， 只能忍痛转移。

可能，当年身为团长的张玉亭，不知道集团军的部署，不知道这次的战略是将日军引诱到望原一带，再予以痛歼。由于战略部署属于高级军事机密，也许当初只有第四集团军少数高级将领知道。

和战斗进行到了第四天，旅长才来通知团长张玉亭转移。我采访上高会战老兵的时候，感觉到这场战役和望原之战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将日军引诱到一个可以设伏的地方，然后痛击。参加上高会战的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首的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四军据守上高，等敌来犯，而别的部队在一路阻击，然后让开大道，占领两厢，让日军通过，当日军来到上高城，与第七十四军接战，别的部队再从四面包围，歼灭日军。此战，日军大贺茂第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而当初在上高会战中担任阻击任务的团营长们，也一直不知道第十九集团军的战略意图。

日军一步步地向望原靠近，他们不知道，第四集团军已经张开口袋，就等着他们钻进来。

望原其实是两个山头，中间是一道深沟，深沟里有一条道路，可行车辆，还有一条名叫洗耳河的河流，宽约30米，可浮舟楫。

在望原山头上等候的，是第四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是李振西。在永济保卫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团强悍的战斗力。

教导团严阵以待，等着冤家上门报到。

4月19日凌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了一股巨大的寒流，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倒春寒。一时间狂风呼啸，雨雪交加，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在这样的天气里，日军固守不出，依靠空中的飞机投送给养，坐在火堆边取暖，而中国军队却冒着严寒，踏着满地泥泞，向望原集结。

就是错过了这一天时间，日军遭受了覆灭。而中国军队利用了这一天时间， 对日军的包围形成了。

美国将军史迪威说：中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也许只有世界上最为吃苦耐劳的中国军人才会在大风雪中艰苦跋涉，完成战术行动。

4月21日，在激战了多天后，日军鼻青脸肿，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望原。他们自以为胜利在望，自以为多日的激战终于看到了曙光，没想到，他们跌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中。

在望原，李振西将炮兵营部署在半山腰，每门大炮上都掩盖着树枝和荒草， 日军的飞机即使低空飞行，也难以发现。炮兵营的两边，是五个步兵营，五个步兵营都藏在窑洞一样的掩体里，日军的飞机飞到上空，还是不会发现。

望原就是日军的坟墓，而日军就是这样洋洋得意地走进了坟墓。

日军一进入火力圈，大炮上的伪装才被搬走了，战士们才从窑洞样的掩体里冲出来。日军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彻底惊呆了。这支中国军队装备异常精良，大炮也有十门。炮口像嗜血的嘴巴一样，对准了他们，大炮的两边， 每隔几米远就有一架重机枪，密密麻麻的重机枪，一眼望不到边。机枪手托着枪把和子弹袋，路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日军没有想到阻击他们的这支中国军队，装备会这么好。

事实上，教导团是第四集团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装备最好的部队。日军碰上教导队这样的硬茬子，不被打死也要被打残。

日军指挥官脸上的惊愕表情还没有消退，十门大炮就一齐吼响，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炸得日军的残肢断体和湿润的泥土一齐飞溅。

教导团在望原与日军血战三日，日军虽然全线压上，并派飞机轰炸，但是无法突破教导团防线。

据老兵胥继武说，这三天教导团击退了日军几十次进攻。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日军像疯狗一样蜂拥而上。李振西对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殷义盛说：“日本人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精干小伙子， 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炸了狗日的。我这边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对着好多天没有洗脸的战士问：“我要下山打狗日的，谁愿去？”

战士们扬起一张张黝黑的脸，争着要去。殷义盛挑选了最前面的100个人， 每人扛上一箱手榴弹，准备出击。

半山腰的炮火响了，激起漫天的烟雾和尘灰。殷义盛一摆手，就带着100名敢死队员出发了。陕西和山西一样，都属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这些敢死队员从小就在这样的山沟里割草、放牛、玩耍，所以，每人扛着一箱沉重的手榴弹， 仍然健步如飞，行动敏捷。

硝烟散后，敢死队员就来到了山脚下的埝畔上。日军刚刚发现近在咫尺的敢死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埝畔上的手榴弹就铺天盖地砸下来，砸在他们戴着帽子的脑壳上和同样几天没洗脸的臭气熏天的脸上。手榴弹的爆炸声炸成了一片，

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敢死队员陕西味十足的骂声：“狗日的……驴日的……”

一箱手榴弹30枚，100名敢死队员每人一箱，100箱手榴弹就是3000枚。啊呀，3000枚手榴弹，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爆炸，那会有多壮观，日本人怎么能受得了？ 就算十颗手榴弹炸死一个日军，日军也要付出300条性命。望原山下，道路狭窄， 300条性命报销了，等于日军的先锋敢死队全死了。

手榴弹投掷完后，殷义盛就带着敢死队员涉过齐腰深的冰冷的洗耳河，向日军发起反冲锋。一番激烈的白刃战后，日军溃退了，清点人数，100名敢死队员伤亡大半。

中国的敢死队打败了日本的敢死队。

4月25日，第四集团军各路部队完成了对日军的全面包围，并发起了攻击， 日军无法招架，仓皇逃遁。日军企图越过中条山渡过黄河的阴谋，又一次破碎了。

根据张玉亭的回忆，望原战役中，第四集团军打死打伤日军1500多人，击落飞机一架，缴获轻重机枪、掷弹筒、枪榴弹20个，我军伤亡421人。敌我伤亡比接近4:1，这样的伤亡比例，在抗战中是很少见的。

在我军伤亡的421人中，有一名战士叫马勤动，他的父亲叫马吉甫，陕西省朝邑县（现为大惹县）人。

马勤动父子都是教师，在朝邑县的小学任教。马勤动很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赵寿山率领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在晋西北离石县碛口镇驻扎时，整训军队，还渡过黄河来到延安，拜见了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十七师派一批骨干分子。 毛泽东当即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玉成此事。陕西省委就从地下党员中抽调了 100余名骨干，在陕西三原县成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进行培训，为十七师输入干部。 马勤动当时就在教导大队中。这年，他只有20岁。

培训三个月后，教导大队东渡黄河，来到中条山中，与三十八军会合。

在中条山，马勤动参加了永济保卫战和六六血战，依靠战功升为排长。

1939年中秋节前，马勤动从中条山中回到家乡朝邑县，拜见父亲，娶妻结婚。 中秋节刚过，马吉甫就教育儿子马勤动：大丈夫应立志报国，不能留恋儿女情长。 马勤动又匆匆返回中条山前线。

在望原血战中，马勤动所在部队奉命在平陆县窑斗村堵击日军，阻止日军逃跑。当时，日军被李振西的教导团阻击后，前进不得，只能狼狈返回，没想到又掉入了包围圈。日军为了逃命，拼死向北进攻，企图打通回到运城的通道。在窑斗村，马勤动率领全排战士英勇拼杀，竭力阻击，激战昼夜，全排全部壮烈牺牲。

时隔不久，远在陕西朝邑的马吉甫听到了儿子阵亡的消息，家人悲痛欲绝， 而马吉甫饮酒大笑，然后，他给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写了这样一封信：

“将军率三秦健儿在晋屡挫敌锋，使倭寇不敢越雷池一步，捷报传来，不胜钦佩。小儿勤动，自追随将军帐下，常以效命疆场，为国牺牲等语，时加谆告。 六月初旬，传言小儿已于四月十四日阵亡，最后从章庄马宝嘉家中见将军复该马连附一函，始知勤动于四月二十五日窑头之役为国捐躯。当时人皆以为忧，我独以为喜，我喜其死得其所。现在该地点是否属我方占据，我意欲前来搬骨，以安伊母之愿，乞掷一音，鹄候不等，肃此辞退，顺颂勋安！”

这封书信极为感人，儿子战死疆场，父亲不忧反喜，认为儿子死得其所。而父亲唯一的愿望是，想来战场搬走儿子的尸骨，让儿子的母亲感到慰藉。

赵寿山军长给马吉甫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要来搬尸，已不可能，因为交战惨烈，尸体已无法辨认，当日只能分别予以掩埋，不能一一标志。赵寿山让马吉甫达观处之。

从赵寿山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战斗情形，全排战士不但全部壮烈殉国， 而且死无全尸，面容已无法辨认。

马吉甫的来信当年刊登在三十八军半月刊《新军人》杂志上，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马吉甫为了寄托对儿子的思念，写过很多诗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伊母焦思梦不成，镇日占卜问神明；

我来且向西窗下，无聊写诗泪已盈。

整装两次已登程，烽火连天未到平；

待看贼平胜利日，好收尔骨付先茔。

抗战本身最光荣，为报国仇不苟生；

人生自古谁无死，你今死比泰山重。

1992年11月7日，距离马勤动牺牲已经42年了，年已八旬的马吉甫为了了解儿子马勤动当年牺牲的情景，从陕西省大荔县来到了陕西省军区干休所，见到了儿子生前的战友姚杰。老人对姚杰说：“请你告诉我，勤动牺牲在什么地方？ 哪个山梁上？我要到那里去，在他牺牲的地方抓一把土回来也甘心。”一句话说得姚杰泪流满面，他不由自主地讲起了马勤动牺牲的情景。不料，老人听着听着， 激动不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1988年8月30日，姚杰带着从马勤动牺牲的地方一一窑斗村抓来的一包土， 来到陕西省大荔县步昌乡伏坡村马家庄，把这包土撒在了马吉甫老人的坟头。

望原战役是陕西军击退的日军对中条山的第11次成规模的进攻，也是陕西军对日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都认为，在1938年至 1941年的三年间，日军共对中条山发起了 13次成规模的进攻，其中有11次是针对陕西军坚守的中条山西段，因为这里纵深很浅，日军很容易翻越中条山来到黄河渡口。

1941年5月，日军发动第13次进攻，一举攻占了 17万中国军队坚守了三年的中条山。这时候，陕西军，也就是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因为与八路军走得太近， 被调到了黄河南岸，离开了中条山。没有了铁柱子，中条山轻易就被攻破。

毋庸置疑，在当时中条山各路中国军队中，由陕西冷娃组成的第四集团军是战斗力最强的，是他们撑起了中条山的大半个天空，粉碎了日军一次次渡过黄河的企图。

陕西人的性格决定了这支军队的勇猛。

中国有四个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的朝代：周秦汉唐。这四个朝代无不是崛起于陕西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周武王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将中华民族带入了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秦始皇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焊将精兵一直打到了东部海滨，要不是茫茫大海阻挡了百万铁骑的脚步，他们会征服世界；汉武帝北征匈奴， 南伐夷越，把以剽悍著称的游牧民族赶到了欧罗巴洲；唐太宗四海宾服，八方来朝， 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周秦汉唐之所以强盛，与它们有一支剽焊无畏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一支军队，当初都是发源于陕西，是陕西人组成了这样一支军队。

陕西地处西北方，天高地阔，大地苍茫，风劲雨急，山险沟深，气候寒冷， 生活苦焦，恶劣的气候环境锻造了陕西人顽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吃苦耐劳， 信念坚定，极重义气，一诺千金。而自古以来在这片土地上传唱的秦腔剧目，又都在宣扬着一种忠肝沥胆、舍生取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所以，对国家的忠诚贯穿在每一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

爱国家，不怕死，能吃苦，这就是一个优秀士兵最基本的素质。

我采访参加过中条山战役的陕西老兵时，他们说：我们不是给蒋介石打仗， 也不是给国民党打仗，我们是给国家打仗，给中华民族打仗。所以，尽管他们一再受到上峰的刁难和排挤，他们遭遇到种种不公和不平，但是依旧勇往直前，蹈死不顾。

1940年8月，彭德怀将军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战场发起了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的战场上，同时袭击日军。与此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也派主力部队，策应百团大战I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致电孙蔚如，予以配合作战。

孙蔚如立即命令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认真执行，陕西军进入中条山区各县， 爆破、伏击、强攻、偷袭，让日军不能派出兵力增援，减轻了八路军战场的压力。 与八路军同时作战的，除了第一战区，还有第二战区。在山西和河北，中国各路军队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惶惶不可终日。

三十八军与八路军渊源很深。

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大肆抓捕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平陆县的共产党员也面临危险。腊月二十三，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从内部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平陆县境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即将被抓捕，他想营救，又因为身份的特殊，不便营救，便打电话给三十八军九十七团团长张复振说：“我得到可靠情报，平陆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正向你防地逃窜，你们要务必缉拿，一网打尽。” 张复振是共产党员，他接听了赵寿山的电话后，就明白了这是军长在给他报信， 要他保护这些共产党员。九十七团里，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十八团中，三个营长全是共产党员。

张复振接到赵寿山的电话后，立即与活跃在平陆县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队长吴仲六联系，将身份暴露了的共产党员秘密送到了太行山区，将身份还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安排在三十八军，穿着三十八军的衣服，国民党特务无法分辨。

这些被保护的地下党员中，很多人解放后都担任了省地一级的官员。

这些年来，我先后采访了很多名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的抗战老兵，老兵们都说，陕西军在抗战中，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即使当年少不更事的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上千名童子军，在面临日军合围时，宁肯跳进浊浪翻滚的黄河中，也不愿做俘虏， 更何况陕西军中的成年人。

为什么会这样？

陈忠实的解释是，陕西人老老少少都喜欢秦腔，秦腔中的大忠大奸大爱大恨贯穿在每部戏剧中，每部戏剧都反映了忠肝义胆、保家卫国的主题，所以，忠勇刚烈的性格流淌在陕西人的血液里，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种特点在陕西人中非常普遍。陕西人把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叫做冷娃，不怕死， 不怕苦，一条路走到黑，撞倒南墙不回头，这就是陕西冷娃的性格特点。